中外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然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由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及文化的相对滞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明显地出现了逆差，即主要是“西学东渐”，而中学西渐的现象相对较少。正由于后者的原因，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很少为外国真正了解。在近代，在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并从而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的先行者中，有两个人不能忘记，这就是陈季同和辜鸿铭。
说起来，陈季同不如辜鸿铭的知名度高，但陈季同早于辜氏10年将中国文化、中国戏剧和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介绍给西方读者，我们不能不承认陈氏在这方面的前驱地位。陈季同（1851？－1907），字敬如（一作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66年，15岁的陈季同考入福州船政局附设的求是堂艺局前学堂学习。学堂的教师多是法国人，用的教材也是法文书，教师又用法语讲课，以是打下了陈季同的法文基础。1875年陈季同毕业，以“西学最优”被船政局录用。同年他随法国人日意格到英法各国参观学习，1876年底回国，任教师。1877年李凤苞率领首批官派留欧生出国，陈氏又以翻译随同前往，入法国政治学堂学“公法律例”。后任外交使节，1891年归国，前后在国外生活了近20年，通数国语言，尤精法语，于中西文化均有较深入的了解。在法国，陈季同用法文发表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戏剧》、《中国故事》、《中国人的快乐》、《黄衫客传奇》、《我的祖国》等，这些著作受到法国人民普遍的欢迎，也为陈季同在法国文学界赢得了声誉。他于法国和欧洲文学都十分熟悉，于此，《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对其评价甚高，称陈季同是他学习“法国文学的导师”。
陈季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最大贡献是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学名著和中国传统文化。
在译介中国文学名著方面，1884年陈季同在法国巴黎卡尔曼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故事》，内容是编译了《聊斋志异》中的《王桂庵》、《白秋练》、《青梅》、《香玉》、《辛十四娘》等26篇故事。
法国译介中国的古典小说始于18世纪，最早译成法文的是法国耶稣会士殷宏绪（Le Pèred’ Entrecolles，1662—1741），他译了《今古奇观》中的四个短篇，1766年埃杜（M．A．Eidous）自英译本转译了《好逑传》的法译本，19世纪，又有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译的《玉娇梨》（1829，巴黎）、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31）译的《平山冷燕》（1826，巴黎）。但说到《聊斋志异》，最早的法文译者应当是陈季同，他译为《中国故事》。该书出版后，颇为法国人欢迎，一年中曾再版三次，荷兰著名汉学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还曾在《通报》（1890年4月1日）上专门著文推荐此书。陈季同为什么要先向法国译介《聊斋志异》呢？他认为：故事（他把《聊斋》中每一篇都视为故事）“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自身生活”，它最“能完整地体现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在一定意义上，它“比所有其他形式更能完美地表现一个民族的内心生活和愿望，也能表现出一个民族理解幸福的独特方式”（《中国故事·前言》，黄兴涛等译：《中国人自画像》第297页）。这便是陈季同首先向法国读者介绍《聊斋志异》的原因。
《中国戏剧》（1886）是陈季同用法文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戏剧的一本知识性兼趣味性的读物。中国古典戏剧是集文学、歌唱、舞蹈、科白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有自己浓郁的民族特色。这种戏剧，对西方世界的观众来说是十分陌生的。陈季同以其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深刻了解，结合中西戏剧的比较，将中国戏剧的种类、角色、表演的抒情性、虚拟性、舞蹈化，作了生动的解说，使西方读者对中国戏剧及其特点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这里特别要说明的，在陈季同写此书之前，中国古典戏曲已流播到法国，如元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李潜夫的《灰阑记》。有些译本如马若瑟（Josephde Prémare，1666—1735）译的《赵氏孤儿》，只译宾白，而将曲文（唱词）删去，虽然原剧的主要情节是保存下来了，但原剧的文采、艺术则大大减弱，也破坏了中国古典戏曲有曲有白的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陈季同将中国古典戏剧的固有风貌深入浅出地介绍给法国读者，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了解，陈季同除译介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中国人自画像》中的《妇女》、《结婚》、《离婚》、《宗教与哲学》四篇还被收录在美国芝加哥出版的《中华帝国：它的过去与现在》一书中。
陈季同为什么要写这两本书呢？一句话，就是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娱乐。只有通过这些生活现象，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国人自画像》从《中国的家庭生活》、《结婚》、《离婚》、《祖先崇拜》写起，然后引向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如《育婴堂》、《教育》、《宗教与哲学》、《书面语言》（即文字）、《诗经》、《古典诗歌》、《谚语和格言》、《报刊与舆论》、《福州船政局》、《劳工阶级》，像解剖麻雀似的，对中国社会有关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文学等各个侧面作了生动的、富有情趣的描述。《中国人的快乐》则是从另一视角：游戏、仪式、节庆，即民俗的视角来描述中国，陈季同把它们统称为娱乐。其实，娱乐也是民俗的一部分。陈氏认为：游戏、仪式、节庆，尽管各个国家、民族都有，但“它们却有发自于各个民族共同的民族观念的独特个性”（《中国人的快乐·序言》）。这便是陈季同选择这个视角向西方世界描述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原因。《中国人的快乐》共分“家”、“宗教和世俗的节日”、“乡野之乐”、“永恒的女性”、“正经之乐”、“餐桌上的快乐”、“灵巧招术”、“各种游戏”、“赌博”、“公共娱乐”、“结尾：达观者之乐”十一章，通过各种场合、各种名目、各种形式的娱乐，多侧面地描述了中国社会的习俗、民情，可以作为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具体而又颇有风趣的民俗画卷。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可以称为《中国人自画像》的姊妹篇。
我不准备详细诠释这两部书的内容和意蕴，因为这应当是中西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我所关注的只是这两部书在写作上的风格和特点：
第一，文字通畅、流美，且多风趣。这与陈季同运用法语的娴熟有关。曾朴曾称赞陈季同“所作法文的小说、戏剧、小品等，极得法国文坛的赞许，阿拉托尔佛郎士（Anatole France，1865—1924，今译法朗士），向来不容易称赞人的，也说他文笔诚实而轻敏，他的价值可想而知了。”（曾朴译：《读物展览馆·引言》）
第二，在描述对象时，书中常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这是建筑在陈季同对中法两国文化背景均有较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在《祖先崇拜》中对比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祖宗的不同：前者虔敬祖先，而且这是中国人普遍的观念。他说：西方人习惯上则是将死者忘掉，很少有例外。“一般说来，在西方，三代以外的先辈就没人知道了。”（《中国人自画像》第80页）这些都显示了中西方伦理观念的不同。
第三，作者在叙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时，往往多有批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夹叙夹议。他认为：“批评是讲论的风趣，我们不能总是一味地赞赏啊！”陈季同的批评固然也有不少是批评中国传统习俗的，但他的这种批评风格更多是针对西方，他说：书中“对西方风俗习惯的批评随处可见。千万别忘了我写作时用的是钢笔，而不是中国的毛笔，并且我已经学会了按欧洲人的方式来思考和写作。”陈季同声明“这些批评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我的文章赋予更多的变化。”他在《中国人自画像·序言》结尾时又说：“在此先请求大家原谅，请求所有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的原谅。”尽管作者有如上声明，但我们仍可感觉到陈季同在叙述中所流露出的对祖国的偏爱。这固然表现了陈季同热爱自己祖国真挚的情感，同时也表明在其思想深处仍潜存着中国的传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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